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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高考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和考试改革划等号
来源:搜狐教育 发布时间:2018/1/16 15:34:49

看点:近年来,中高考改革始终是热点话题,从2017年9月开始,新高考改革已经在全国31省市全面推行。新高考改革扩大了学生五方面选择权:考试选择权、学科选择权、课程选择权、学校选择权、专业选择权。但是从浙江和上海改革试点推进改革的情况来看,这五大选择权在现实中基本上要么没有落地,要么被功利对待。那么“新高考”改革的难点与症结在哪里?

在人文清华讲堂期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接受了搜狐教育·智见专访,谢维和教授认为,高考改革是一个难题,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很不容易的。关键问题是影响高考的变量太多,包括高中课程标准的约束,大学人才选拔的要求,以及高考与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等等。如何能够进行必要的聚类,寻求诸多变量的最大公约数,最大程度的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求,是高考改革的一个挑战。高考改革必须最大程度的满足和反映这些不同的要求。在他看来,高考其实是一个社会系统,涉及到大学、高中、老师、家长、考生、社会评价等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因此高考改革的实质和最重要的一件工作是协调好、调整好高考系统中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此外,谢维和教授还谈到了大学的意义、大学的去行政化、大学如何培养出尖端人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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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的关键

智见:在您看来,高考改革或者大学招生体系改革的关键是什么?清华大学最近有哪些好的探索或者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谢维和:现在高考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约束和影响高考改革的各种变量太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高中课程标准的要求,与高校选拔人才的要求。前者包括了各种不同的核心素养,以及不同学科的素养等等;而后者则更加注重和強调创新能力等要求,所以高考改革的关键是协调与整合这些不同的要求。因此,高考改革必须反映和尽可能满足这些要求。如果我们给高考下一个定义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涉及到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因此高考改革的实质和最重要的一件工作之一就是协调好、调整好高考系统中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大学、高中、老师、家长、考生、社会评价等等,在高考中最大程度的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求。

从清华的角度来讲,各种招生政策和项目之所以比较成功,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各个政策和项目中能够比较好的协调了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和中学、考生及地方等相关利益者协调好关系。所以取得了一些成绩。

整体来说,高考还是一个比较公平、比较成功的人才选拔形式,当然人们对高考的期望越来越高,所以高考也需要进一步完善。问题是我们要把握住关键,把握在其中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战略点,这样才能真正把高考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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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意义与功能

智见:关于大学教育的意义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理查德·莱文说如果学生从大学毕业后拥有了某种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将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但是在现实中,中国每年有700多万毕业生,面临着很大的就业压力。在您看来,大学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大学的功能是什么?

谢维和:理查德·莱文先生作为耶鲁校长提出这个观点,我们要注意他说这句话的语境。换句话说,如果理查德·莱文先生真的是这样说,我认为他的意思并不是要否定大学生应该学习一定的专业知识,他更多的是强调仅仅学习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作为大学要超越一些具体的专业知识,让学生学习一些整体性、宏观性的理念和思想。

艺术家吴冠中先生有一句名言也曾引起艺术界的争论,“笔墨等于零”。吴冠中先生难道不知道笔墨对于中国画的重要性吗?他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否定笔墨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仅有笔墨是不够的,更要有一种艺术的思想、观念,有一种超越具体作品的视野和理念。

就当下高等教育而言,并不能单纯的否定专业教育,而是要强调专业知识学习与通识教育相结合,我认为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智见:传统的中国高等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教育如何培养出尖端人才?

谢维和:我觉得在大学中培养尖端人才有两个方面很重要。

第一,要让学生有宽阔的视野,让他们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用更宽阔的视野发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发现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哪个点是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战略性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要积极的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让学生找到自己,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

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中,我们还要解决如何让学校、教师、学生本人,以及课程、评价体系、教学方法等形成一种最佳的合力,形成适合创新人才成长环境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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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改革:去行政化与个性化教学

智见:中国大学最重要、最艰难的一项改革,也是中国大学的集体病灶是去行政化问题,这项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谢维和: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现象应该客观分析。我个人觉得现在大学里有很多事情,确实需要一些行政的力量去处理,例如校园安全问题、后勤保障问题、职工看病问题等,这些都需要行政的资源、行政的力量处理。

关于大学的去行政化,更多的还是在于“教授治学”,过去很多人提“教授治校”,但是现在如果让教授治校的话,教授会很累的,校园安全等问题交给教授解决也是很难的。所以比较适宜的方式是在学术问题上要更多尊重教授的意见,让教授去参与、去决定,而对于行政的事务就交给行政部门去处理。

现在大家都在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学校来说就是如何把学术与行政分开,学术的事让教授们去处理,行政的事让行政部门去处理,我认为这是大学治理中很重要的一点。

此外,我们在谈论一件事时比较喜欢用“化”,“化”是什么含义?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所以我觉得完全用“行政化”这个词从学术上讲不太严谨。当然如何把行政事务和学术分开,这是高等教育大学治理体系中很重要的挑战。

智见:欧美的大学都非常注重小班讨论或者是项目式学习,但目前很多大学还是完全按照原有的教育方式进行教学。中国大学的反应为何会如此的滞后?

谢维和:其实这些年各个大学都推出了很多非常有创意的教学方法,包括小班讨论、研讨班、新生研讨课、社会实践等,甚至有很个性化、很特色的校本课程。

从培养模式和文化传统来说,欧美国家确实比较注重个性化的、小型的讨论课,而且从大学规模来说欧美国家的大学也相对较小,所以在开展项目教学、小班讨论方面有些优势条件。

中国大学因为经历过扩招,所以很多大学老师的工作量非常大,很辛苦。如果让老师把更多精力放在小班教学,坦率说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形成更好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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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吸引世界优秀青年就读的大学都是“一流大学”

智见: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名单公布之后,就有网友吐槽一流大学的筛选标准问题;吐槽不少招牌学科未能入选一流学科;“双一流”的地域分布和数量也备受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谢维和:我觉得“双一流”建设是长期的任务,目前筛选出来的学校和学科,只是长期战略中第一个阶段的建设对象,或者说作为第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来布置,这有它的合理性和阶段的必要性。在接下来30年时间中,双一流建设还会在此前的经验和基础上完善,形成一个更好的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路径和建设蓝图。

此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世界并不等同于欧洲,也不等同于美国,而是包括中亚、东南亚、中东等等不同区域。中国大学只要办出特色,通过办学特色吸引到学生,形成各个学校在不同区域内的优势、竞争力和影响力,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我曾经从国际交往方面对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个定义:即世界上优秀青年向往的地方。例如哈佛、牛津、剑桥、耶鲁、MIT,这些都是世界优秀青年向往的地方。所以,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如果能够能吸引世界上的优秀青年到学校学习,这些大学都是世界一流大学,这样就可以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大学办出高水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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